認知語言學文化差異推理分析論文
一、語義聯(lián)想的文化差異如：hebecameengagedtoIsabel。ThiswasnosurprisetoMrs。Bradeley，sincetheyhadbeeninseparableforyearsandoneknewthatIs—abelwasinlovewithhim。譯成：他和伊沙貝爾訂了婚，這件事布萊德蕾太太倒不詫異，因為兩人耳鬢廝磨已有許多年，而且人們都知道伊沙貝爾愛他。（原文、譯文引自張今的《文學翻譯原理》P161）。文中inseparable譯成“耳鬢廝磨”，首先是由主體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詞匯部分提供inseparable的語義內(nèi)涵：不可分離的。然后再由主體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邏輯部分按照原文
（1）他已同伊沙貝爾訂婚，
（2）他們倆在一起已多年，
（3）人們知道伊沙貝爾愛他，這些前提來確定inseparable的語義引申和外延所指，從而達到對inseparable的正確的、透徹的理解：兩人關(guān)系已達到親密無間的地步，并將之作為推論漢譯表達的前提，再由主體認知結(jié)構(gòu)的百科知識：漢文化所描繪的“兩人之耳與鬢互相接觸比喻相愛之久”，如《紅樓夢》第七十二回：“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……”推論出inseparable的漢譯表達為“耳鬢廝磨”比較傳神。對于同一詞匯的理解，不同民族的人都會產(chǎn)生不同的反應和語義聯(lián)想與推理，這種跨文化交際和語言翻譯中的障礙可以借助認知理論得以解決。
二、詞匯空缺的英漢差異
這里談的空缺是指原語詞匯所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其“對等語”或“對應語”。如：hip—pie一詞的'翻譯吧，因文化差異，漢語中無與之對等的詞語，后定譯為“嬉皮士”，其實是因為hippie是60年代美國獨特產(chǎn)物，是指這樣一群人：他們大多對當時社會現(xiàn)實不滿，生活方式與眾不同，頭蓄披肩長發(fā)，身著奇裝異服，沉湎于酗酒吸毒，根據(jù)這一文化語境，漢譯時聯(lián)系到漢語中的“嬉皮笑臉”，推論到“嬉皮”，然后產(chǎn)生“嬉皮士”。
三、詞義沖突的文化差異
這里的沖突是指原語詞語所的文化信息，與譯語的對應詞語所載的文化信息是相互矛盾的，也就是說，詞語的表層指稱意義相同，但詞義深層所承載的文化涵義卻不盡相同或相反。如“資產(chǎn)階級自由化”這一短語的英譯，就不能簡單地譯為“bourgeoisliberalization”這樣一個對等語，而應先由主體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詞匯部分提供“資產(chǎn)階級自由化”的語義內(nèi)涵：“bourgeoisliberalization”，然后由主體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邏輯部分來確定它的語義引申和外延，再由主體認知結(jié)構(gòu)的百科知識部分，即：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，“資產(chǎn)階級自由化”是指一種背離正確思想的行為，有貶義；而西方文化中，“bourgeoisliberalization”是在反封建斗爭起過積極作用的一種政治主張，是褒義的，由此推論出這一短語的英譯表達應為“bourgeoisliberal—izationaimingatcapitalistrestoration”，這也是一個認知主體推理的過程。
四、語用涵義的文化差異
詞匯的涵義是指詞語所蘊涵的民族文化涵義。文化的淵源不同，詞語所承載的文化涵義也必然有所不同。在特定的語境中，詞語表層的指稱意義與深層的言內(nèi)意義“表里不一”或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所引起的語義聯(lián)想不一。如在譯Johncanbereliedon。Heeatsnofishandplaysthegame。時，有人將之譯為“約翰為人可靠，他不吃魚，還玩游戲。”從字面上看，譯句與原文形式對應，詞義貼切，似乎無可挑剔，但由于譯者沒有從認知角度來進行思考推理，這種譯法僅譯出了句子的表層語義。其實根據(jù)主體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詞匯部分和邏輯部分應推理出eatnofish和playsthegame應有更豐富的語義引申和外延所指，這是進一步推論漢譯表達的前提，而后由主體結(jié)構(gòu)的百科知識部分：“英國歷史上新就宗教派別之間斗爭十分激烈，舊教規(guī)定在齋日只許吃魚，新教推翻了舊教后，新教徒拒絕在齋日吃魚，以表示皈依新教，忠與新政。”可推理出eatnofish表示“忠誠”之意，而playsthegame漢譯應為“為人正直”，所以此句的漢譯該是：約翰為人可靠，他既忠誠又正直。
五、民族心理差異
民族心理是指一個民族在漫長的衍變發(fā)展過程中，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產(chǎn)生的性格、情感、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等心理模式和心理特征。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導致不同的民族心理，這種差異會產(chǎn)生跨文化交際和語言翻譯的障礙。認知理論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。如有一例句：一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后說我“胖了”，說我“胖了”之后即大罵其新黨。（魯迅《祝福》），如何翻譯該句中的“胖了”是關(guān)鍵，依據(jù)認知理論和方法，當然可以如下推論得出最佳譯文。首先由主題認知的結(jié)構(gòu)詞匯部分提供“胖了”的英文語義內(nèi)涵“fatter”然后再由主體認知結(jié)構(gòu)邏輯部分和百科知識部分的結(jié)合來確定：如果將此直譯“fatter”，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誤會和不解。中國人對于“說我胖了”容易理解因為這是中國人重逢時常用的寒暄語之一，“胖了”意思是“發(fā)福了”。而美國人不僅無此禮儀習慣，更擔心害怕或是非常忌諱肥胖，很自然會把“說我胖了”誤解為一方對另一方的一種提醒或告誡，由此推論出在英譯時應增加一些釋語，以求準確向西方人傳達原句語義：Afterexchangingafewpoliteremarkswhenwemet，heobservedthatIlooked“fat”，andhavingmadethatcom—plimentaryremark，hestartedaviolentattackontherevolutionaries。由此可見，針對跨文化交際中詞匯的空白、沖突、寓意和聯(lián)想的不一致以及民族心理差異給語言翻譯帶來的種種困難和障礙，正確應用認知語言學的推理理論和方法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，從而幫助實現(xiàn)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準確正常的交流溝通和語言移植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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